▲晚年李维汉
从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以来，我长期地在李维汉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我从他那里学习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一直把有幸和他共事看作上一所大学，学习做人、学习做事，特别是学习做统一战线工作。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不只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而且是一位可遇不可求的明师。对我来说，他既是良师，又是严师。
今年是李维汉同志逝世10周年（此文系作者1994年为纪念李维汉逝世10周年而作，编者注）。在此时刻，对他的无限缅怀和由衷崇敬更加涌上我的心头。在这篇短文里，联系当前的实际，我只想介绍他坚持认真的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就我所见，维汉同志在他的律己、治事、待人之中都贯串一个“严”字，从不放松，从不迁就，从不模棱两可，从不降格以求。由于非常之严，在他领导下的干部都有点怕他，但大多数人都愿意和他接近，喜欢接受他的领导，对他与其说是敬畏，还不如说是敬爱更为贴切。他对待非中共党员人士，同样没有离开这个“严”字，当然要求、方式、方法等都处理得很适当。所以，已故的黄炎培、陈叔通、胡厥文、胡子昂等人遇到大事难事，第一个想商量求教的就是李维汉同志。陈叔通先生多次真诚地对我说，李部长是他的“好老师”。他们人前背后一样都用“李部长”的称谓来表达他们的尊重和向往之情。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政策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维汉同志是贯彻执行这个政策的楷模。在这一点上，他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
展开剩余72%他严以待人，更加严于律己。毛泽东同志总结和倡导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实行认真的自我批评。毛主席在阐述这个优良作风时说，“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和维汉同志多年共事使我深深感到，他是党的这个优良作风的非常严格的实践者。坚持认真的自我批评，不少人未必做到甚至没有意识到，他却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维汉同志曾经主持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和国务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办公室，我被调到那里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记不准是否1954年，在国务院八办（即上述办公室的简称）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当与会同志谈到中共党内以往的错误问题时，维汉同志作了长篇的发言，主要检讨了他在党的历史上犯过的错误。他检讨得那么至诚、那么深刻，当时与会同志听了，无不为之动容，如受当头棒喝。我更是默默地鞭策自己，要认真、认真、再认真地学习维汉同志这种坚持自我批评的精神。
维汉同志主持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多年，成绩卓著。在介绍工作成就时，他从不表示满足，从不归功自己，而对于任何不足和错误，则从不掩盖自宽，一定实事求是地弄清其症结、成因、教训以及今后改进的具体方案。
在为他平反、摘掉“投降主义路线”帽子的大会上，有一位同志说，建国以来，统一战线工作中“重大的方针、政策都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对于这句话，他不完全同意，认为应当本着坚持自我批评的精神进行具体分析。他认为，过去统战工作的文件，有许多是中央统战部提出，中央审查批准的。对于其中的错误，统战部作为中央的一个部，自己能不负责任？他强调两点，一是统战部在职务上应该负责，因为职责所在；二是中央统战部报经中央批准的文件，有了错误，中央统战部仍应负责。
他举了一件与民建有关的政策为例。他对民建的组织发展提过所谓“中小路线”，简单说来，就是民建要以中小工商业者为主要发展对象，并经中央批准实行。后来到1952年三四月间，毛主席指出：从经济观点看，大的工业资本家经营的企业技术进步，工人众多，产品量大，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较中小私人企业更重要，所以提中小路线不对。维汉同志强调指出，虽然这个提法中央曾同意，但错误仍然是中央统战部的。如果简单地说所有统战政策都是中央决定的，这意味着所有错误也就都要由中央负责。不能这样，我们应该承担职务上的责任，承担错误的责任。他指出对缺点错误不应上推，更不应下卸，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检讨，惩前毖后，以期把所犯的错误这个消极因素，经过严格检查和自我教育，转化为积极因素。这是多么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啊!
他多次高度称赞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认为，要不是党有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作风，决做不出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这一“左”倾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但在总体上还是功大于过的科学结论。就一个方面说，党的历史就是依靠自我批评这个精神武器克服自己错误，战胜各种困难的历史。党曾经而且还会犯错误，但党有决心、有能力、有办法克服错误，拨乱反正。自我批评是党的一个传家宝。
最使我终生难忘的是1983年12月维汉同志答复我的一封信。这年，为纪念毛泽东同志90周年诞辰，他准备发表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的署名文章。那时他因病住在医院，一度还报过病危。他以惊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在一些同志的帮助下，完成了这篇文章。
12月，《人民日报》发表后，我读了两遍，确是深受教益，感到这的确是阐述宣传党的统战理论的一篇力作，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同时又对文中关于又联合又斗争一节中某些看法和表述有些不同的补充的意见。
为此，我写了一封信给他，建议：我的意见如尚有可取之处，可否考虑在今年编入文集时斟酌处理。信末说他可以不看或以后再看。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很快就收到他亲自用墨笔写的复信，笔画有些扭曲，显然是在很艰难的情况下提笔的。来信在叙述这篇文章形成的经过以后说，“总之，此文我未能仔细研究，得到你的推敲，真心感谢。……此外，请你注意各方友人的批评建议，并加以参考。无论何种意见，请秘书抄一份给我”。信末写的日子是“毛主席诞辰”。
我收信后非常不安，诚恐有损于他的治病，同时为他的这种一贯的坚强的严于律己、战斗不息的精神所深深感动。后来他的病情有起有伏，半年后竟永远离开了我们。现在回顾这一件事，我还十分内疚，怀着痛楚的心情。我唯有学习维汉同志的光辉榜样，坚持真理，做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以此作为对维汉同志的真诚纪念。
来源：《中国统一战线》1994年第9期。作者孙起孟（1911—2010），第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五、六届民建中央主席，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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